9月上旬
高语罕到于右任家。于右任招待高语罕吃午饭,正合北方人口味,馒头、饼、红米粥,样样都是高语罕十年亡命所日日梦想而不会尝到的。
9月9日
陈独秀乘轮船迁往武汉。抵汉后,暂寓旅社,不日即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
9月中旬
“这是因为十年的政治逃亡生活,各方面的朋友都不能会面,此次到京,许多旧友来谈,天天忙着去看这些旧朋友,不觉得过了一天又一天。”
9月下旬
拜访马相伯。高语罕教小侄女王立人站在老人跟前大声高唱救亡歌曲,为老人祝寿,老人乐不可支地对立人笑道:“恭喜你!恭喜你!因为你有一个好父亲!”老人又复大声道:“你看!我们有了这样出色的小孩子,中国怎会亡国呢?但是转而一想,若是国家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弄亡了,那又怎样对得起她呢?她们这样可爱的孩子们呢?”高语罕怕老人伤心,连忙含泪辞别老人,并安慰他道:“老先生,话说得太多了,休息休息吧!我们改日再来看老先生!”
10月某日
到常府街十八号陈立夫寓所谈话。高语罕说,这两年来,因为所译的书籍大半被禁止出版,文字生涯已是末路,除了在报上替人写点不必要的东西,没有什么较有系统的著述。从广州到长沙沿粤汉路各处只看见军队的调动,丝毫没有看见民众热烈的参加,恰恰相反,民众对于这次战争的态度非常冷淡,除了各车站张挂着极稀有的白布写黑字的懒洋洋的标语外,什么也不见!武汉三镇也没有例外。从武汉到南京沿江几个码头,如九江、安庆、大通、芜湖,自然也是一样。因此,这次战争只是单纯的军队在和日本动员了全国的军队作战。但是为什么那时的中国农民那样热烈的参加反军阀的内战,而现在对于对外抗战,却反这样冷淡和旁观呢?民国十一年以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经过国民党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宣言与适合工农大众之政治的经济的要求的政纲。全国工农大众都相信这个政纲是于他们有利的,并且是马上可以实行的,所以他们拼死命地来拥护国名革命的北伐。但十余年来,演成自相残杀之局,农民对国家只感到痛苦和憎恶,无以聊生;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过是无以聊生。假使前方战事失利,军警特务队失却镇压的力量,公务员一逃,政府动摇,汉奸伙着流氓便出来统治南京,这是多么危险啊!陈立夫问:“语罕先生要见委员长吗?”高语罕庄重而严肃地答道:“我曾在黄埔任职,本是委员长的旧部,中更多故,十年暌违,论理应当见见,慰此饥渴。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草茅下士,蒋先生担负国家重任,一日万机,实不敢以闲散之身纷扰他的宵旰忧勤,现在郑重地请先生在蒋先生面前代达微忱,敬祝蒋先生的健康!”陈立夫又问:“语罕先生愿否担任什么工作?”高语罕又郑重而诚恳地答道:“我很知道我自己。我在教育界或所谓文化界,就是以平民的资格做社会的活动,还可以相当有点作用。所以我打香港动身的时候,便拿定主意,愿以平民的资格,用某一点一滴的力量,在社会方面参加抗战的活动。在坚决抗战的条件之下,绝对拥护现当局的领导。自然,我的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而数年以来,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此后一切言行,都集中于抗战。”
10月6日
张治中电报:“(前略)前曾电复,闻到京,甚喜。请即来前方倾谈。先在苏州下车,到留园本部留守处。弟已另电盛主任接待,并派车护送矣。弟张治中叩。鱼。”
10月中旬
语罕和潘朗历尽艰辛,找到张治中指挥所。十余年来虽然没有通信,但张治中时常对上海的朋友表示记挂着高语罕。高语罕表示愿意帮忙,什么名义都不要。张治中建议先找蒋介石。出门时碰见黄琪翔副总司令,高语罕又跟他到秘书处高谈阔论了半天。第二天晚上,语罕又同张治中谈了一次话后告辞。
10月15日
追述同陈独秀、叶剑英的谈话。
△致张发奎信:“向华总司令:内战把我们离隔了十多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却有把我们打成了一片。中国人老话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西方革命家也说,革命须待反革命的鞭策,都可说明我们这次抗战是翻开伟大历史新页的一个破题儿。先生适在这个战场上任了一员开路的先锋,我们这些以前的战友,自然都很引以为荣幸!并对抗战前途增加了不少的信任。”
10月23日
张发奎回信:“(上略)袁处长企止兄译转高语罕兄鉴:手书奉悉。多年阔别,结想为劳。现驾抵京,并拟莅此,喜极欲狂。即盼命驾。经路请询企止兄为荷。张发奎。梗。”
11月5日
从南京到上海,一路上苦不堪言。到了上海,茶馆、酒肆、旅社、歌场,还在那儿拼命地享乐,尤其旅馆中“叉麻雀”的声音四面袭来,终夜不停。这种声音刺人高语罕的耳鼓,真比敌人的炮弹打在心坎上还要惨痛。高语罕认为,大凡一个极黑暗的地方,也就是极接近光明的地方;再进一步说,极光明的现象,就是从极黑暗的现象中发展出来的。物理的现象和社会的现象,都往往如是,这便是矛盾的法则。
11月
高语罕去上海前线见张发奎的时候,张发奎已奉命退却,于是高语罕随着张发奎的军队,一直退到青浦昆山,经苏州镇江而返南京。
△回来后,除了和从前许多青年朋友纵谈外,还去找过八路军驻京代表叶剑英。高语罕觉得他虽然很客气,很多外交辞令,但始终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军人。
△去陈诚家里拜访老友严立三。
△王丽立带着王立人和高语罕的两个学生胡浩川、吴葆萼乘车赴芜湖,行时谆谆嘱咐高语罕同潘朗快点离开南京。
△在上车去芜之前,石蘅卿先生要包惠僧约高语罕去谈,高语罕因久已心慕其为人,百忙中过去一谈。石蘅卿非常直爽,无话不谈,与严立三、张难先为湖北三杰。
△当时高语罕还不想离开南京,一来和几个老朋友对于抗战问题还有许多话要说;二来内心里仿佛有什么很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放不下似的。但无官无职,遂同潘朗决计离京。车上处处是人,连车顶上都坐满了。刚刚走了半个钟头,遇到警报,搭客大都跳下车,躲在铁路旁树林里头。过了半天,解除警报,上车再走,不久又遇警报,又下车,等了半天,再解除,再上车,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奔到芜湖。
△到芜湖后,王丽立、胡浩川和王立人已乘轮赴安庆,留下吴保萼守候。上驶轮船均被政府征用,商轮已全部停驶,眼见得轮船无望,幸从前五中学生、时任工务局长余凌云代他们找到一个上水轮船,一夜一天,到了安庆。
△高语罕会合王丽立、王立人她们,胡浩川留安庆,谭天君随同。到了九江,船又发生问题。托熟人乘坐中央党部运输档案的小轮船到汉口。
△到了汉口,会见了许多朋友:陈独秀、朱代杰、李侠公、朱士龙等。住了几天,旅馆的开销太大,听说湖南生活比较便宜,王丽立原籍又是湖南,遂决计到湖南去。
△到湖南是深夜,找不到一个旅馆,最后找到了救济难民的青年会,在大厅里过夜。次日找到一家旅馆,每人每日房钱五角,伙食是大锅饭、大锅菜。
△陈公培的至戚周凤九也是留德学生,时任川湘公路局局长,家住长沙对岸岳麓山下,桃子湖边,风景佳胜。王丽立、王立人先搬过去住,高语罕则移居青年会,盖此时他还一心一意欲对于抗战致其绵力也。
12月24日
张云逸在华南工作报告中提到各党派的活动情况:“D、香港有托派的中央高语罕在此,第三党及革命大同盟(已散)主要机关均在此,现多星散,托派所出刊物还是以我们为主要攻击对象。”其实,此时高语罕早已离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