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文学

§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十九岁（第2页）

告诉陈铭德自己对记者不做幻想，对高校教书也无此意。只想到重庆市某中学校或小学校内，临时租借一个教室办夜校班，并请陈铭德代物色上课的教室。陈铭德邀请高语罕到成都去给《新民报》撰稿。

△有些朋友劝高语罕不要去，说新民报如何如何，高语罕认为现在舆论极受限制的时候，要想找一个完全合心意而又发行无阻的报纸，实在没有，这样正可以利用人家的报纸，在可能范围之内，稍稍表达一点自己的主张。他在发表文章时抱定以下三个主张：（一）无论左派的报纸也罢，右派的报纸也罢，只要它愿意在不修改我的文字的条件之下，我都愿意给它写文章；（二）我只说我愿意说的话，绝对不丝毫违背我的政治良心。如不能发表我的主张，宁肯不说。（三）我在任何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只对我的文章负绝对责任，至于此刊物之或正或反，丝毫与我无干。我是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关系，也不替任何政治组织做应声虫的。

7月

住成都《新民报》经理邓季惺家。教邓季惺和陈铭德的四个孩子读书。高语罕对邓季惺几个孩子的评价是：“大姐和二姐都很聪慧，但二姐好动，大姐好静；大姐好读书，二姐喜交际。就文字而论：大姐似乎是已成熟了的样子，章法格局已颇具规模，唯读书还少，立论不能深切，再进一步，便是成材。二姐的文字也很流利，那完全是由于她的天才，老实说，她没有她大姐用功。最可惜的大姐用功太过，年来已有肺病嫌疑，这个可爱的孩子！二姐活泼在燕大新闻系，将来加以深造，做个新闻记者，实在不错。三姐尚在启蒙时代，天资稍钝，我因教授时间太短，在她身上也就没有多下功夫，很歉然！小弟（编者注：吴敬琏）有心思，有条理，嗜学，在高中也是高材生，但身体也不好。这是他们姊弟们的美中不足，但我在空前寂寞的当儿，每天有几个青年学生同我接近，精神上得到不少的安慰。”

△四川图书审查委员会在省府大礼堂开四周年纪念会，高语罕和邓季惺一同去参加。会见张群、潘公展、胡次威等，审查委员会主任陈克成要高语罕讲话。高语罕劈头就严正声明：“我现在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关于审查图书问题，我是无条件地站在作家们的立场说话的。我以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本是不成问题的；但在抗战严重关头，问题自然有些不同；不过检查的尺度应该尽可能地放宽，切莫因噎废食，致阻碍文化的进步。但在著作家一方面，也应该顾虑到这一层，一言之出，一文之布，皆应经过审慎的考量，负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对于民主问题，首先认定一个政党要把国家领上真正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他自己就必须先民主，就是党员在党内最高领袖之下，都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绝对无诤’或‘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才可以推己及人。”

7月8日

借丘吉尔和戈培尔的话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一个具体的解答：听凭你自己愿意听的任何声音；听凭你自己愿意看的任何东西；听凭自己思想你愿意思想的；听凭你自己信任你愿意信任的。一再提出这个口号自然不是专为国民党而发，但国民党若真不愿自甘暴弃，若真不愿徒然迷信外来之援助的武力，若真要医治党内的腐化——官僚资本与资本官僚——若真要不见弃于国民，那只有先从党的自身做起，先使党内彻底的民主化，才可谈到其他问题。国民党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为潮流所逼，也在谈民主，但若人家一谈民主，或要求民主，便要被他们骂作“共产党的外围”，或“共产党的尾巴”。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反过来一推：岂不是如果要求民主就非做共产党不行么？岂不是只有共产党才愿意民主么？这不是从反面逼人倾向共产党么？

7月11日

在《罕庐座谈》中这样提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一）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政党来领导；（二）这个政党必须彻头彻尾服从大多数民众的公意——舆论，而不是强奸民意所制造出来的舆论；（三）每一个真正的（不只是招牌的）民主政党，就是说，它内部压根儿就是民主的。若果党内没有民主，它便没有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可能。对于战争的胜利与日本的必败丝毫未尝置疑，断定日本的士气必然摧毁。

8月14日

成都《新民报》接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高语罕恐怕国人激于八年来艰苦抗战的情绪，完全走向“报复”的路子，遂写了“哀矜勿喜”的社评，指出对于日本大多数人民（士、农、工、商）应寄予相当之同情。当“五三”、“五四”日本军阀指挥下的空军所给予我们的惨痛，至今犹有余悸。因而想到日本人民此次所受的痛苦，其伤心惨目之状更有甚于我们十倍百倍者。对于日本的前途应该有另一种眼光，不可只看目前。

8月16日

《新民报》头版发表《奋战八年胜利日蒋主席广播词》，以及《蒋主席电毛泽东请来渝共商国是》。第四版“雄辩”专栏刊登语罕的《九死一生记》（1）。高语罕自序从1927年起到抗战胜利19年间，因政治的关系而数次濒于死亡，每次又因些微原因而得救。曾在茶余酒后，把这些遭遇告诉张慧剑作为谈资，张慧剑屡屡鼓励高语罕把它写出来给大家看。趁抗战胜利的时机，开始创作《九死一生记》：“写这些故事的动机很简单，可以说，只是由文人的积习而已。不打算歌颂谁；也不打算攻击谁，泯却恩怨，只道事实。工拙在所弗计也。”

9月15日

为成都《新民报》作社评“我们应该研究苏联”，认为中国乃是国际团体之一环，中国内部的冲突必然要受到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苏联还不是一个理想国，苏联即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所谓苏维埃即工农群众的会议，苏联是一个工农大众的民主共和国。它的民主与英美的民主有何区别？它的民主内容即精神是否和它所宣布的国体相符合？它的共产党是否还保有我们所渴望的民主精神？不管你的政治意见或左或右，是赞成抑或反对，都应当对于苏联先下一番研究功夫，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一辈，更不应放弃这关系我们中国，甚至全世界此后数十百年治乱兴衰的问题之神圣义务。

9月16日

在成都新民报上对土地问题作出批评。国民党六全大会关于土地决议案有这么一条：凡出佃之耕地，得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于整理重画后，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士兵承领耕种。批评这种政策再等一百年也不会把土地给农民和士兵，政府党对于土地政策如此踌躇，如此迂缓，绝不是偶然的事。总而言之，必须党内彻底的民主，然后才能谈到全国性的民主，然后才能谈到普选的国民代表大会。解决了土地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全国工业化。

9月30日

为成都《新民报》作社论“日本的政治前途”，指出战败的不是日本国民，而是日本的天皇政治。

△想到中国虽然胜利，前途尚多艰巨，写了一篇“且慢欢喜且慢愁”社论。

10月1日

作社评“国际间的矛盾与未来世界的命运”。

10月7日

作社论“政治与战略”指出，为在最后一幕（即决战的一幕）争得主动的地位，博得最后的胜利，在准备事变的阶段中，两方面都要争取众人的同情，都戴上一副慈祥恺恻天使般的面具，都表示自己一方面酷爱和平，百般迁就，无奈对方毫无诚意。于是两方面尽管在公开谈判，也就同时在暗中做军事布置，或在撤退的名义之下，集中军队，活在受降的名义之下，争取战略地点。到了军略地点布置就绪和军队集中完成，则箭在弦上，触机即发，厝火积薪之上，星火燎原，大战既启，胜负斯分，这乃是由战略完成政略。盖一个国家之中，有两个政治信仰不同，而利害冲突至巨的军队，绝不能同时并存，绝不能和平相处，此证之古今中外之历史而莫或例外者也。吾人敢正告国人曰：“团结谈判希望不大，内战似难避免。即勉强妥协，其为时也亦必至暂。斯言虽苦，却将成为历史真理！”

10月24日

针对全国泛滥着和平的声浪，弥漫着和平的空气，一般人都有瞬息可以重睹太平景象的乐观倾向，以为和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吾人对于团结问题固具有极迫切和极热烈的愿望，但就政治经验与历史常识而论，此一谈判固必成功，惟吾人对对于此一谈判之结果万不可过存奢望，过于幻想，否则，必将陷于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讨论国家的政治问题，丝毫不应当从什么“忍让”、“诚意”、“容忍”等等道德观念出发，应该完全从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实际利害出发。

12月31日

《九死一生记》（45），至此日共连载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