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道:“当然是后者。”
沈三通说:“东边本就不乱,西边却是妖魔鬼怪横行的场景。同一个天下,东边能一直守着不乱吗?守住的成本是多少?”
“魔性已生,人性尽丧,犹如大坝决堤。不早做打算,未来可能因为整个世界都被魔化而困守孤岛。所以需要从根源拯救。”
“齐天大圣是反抗一切而又自然天生,他的使命任务,是带着东方道的初心去解决祸乱之源。”
沈三通到此为止。
专访结束。
董卿好奇问道:“我看你刚才还有话没说?”
沈三通想了想说:“正如百多年前西方敲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就开始了从西方取经。”
“现在西方世界本源问题没法解决,东方从西方取了经,但最终西方的问题,或者说人类的问题,也必然由东方寻根治病。”
董卿张了张嘴,不是很认可。
但很难反驳,因为沈三通已经形成一套理论。
沈三通确实有一套理论。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根本上是错误的。
这是将西方道路视为唯一道路。
实际上每次中国王朝更迭,就是资本主义大萧条、大危机,没法解决的那种。
在王朝末期腐败退化的组织能力之下,人口达到了生存空间的上限,再加上天灾人祸破坏生产秩序,就崩了。
古代中国的资本是土地资本,从大一统之后,历朝历代一直想办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不让土地资本无序扩张。
所以士农工商,商在最后,就是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大一统,可以看做统一大市场。
西方要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才摸到这个门槛。
也就是被认为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1825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又和1857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息息相关。
这个始发于美国,随后席卷欧美大陆各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打破了旧格局,加速资本重组、市场扩张和技术迭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这一点在中国也有体现,每次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都会促进生产力进步。
而随着西方道路扩张到了极致,建立了全球市场,从市场经济上进行了大一统,也就摸到了中国王朝更迭的门槛。
也只是门槛,一战欧洲死了一千多万,二战死了三千多万。
死的不够。
要是两次大战死掉欧洲一半人口,欧洲真有可能炼出属于他们的“大一统”,更进步的制度,至少把流传千年的贵族都给宰了不成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特质逐渐被认知,西方又回到了中世纪,上层开始不变了。
可问题根源没有解决,也就是在国家末期退化的组织能力之下,资本扩张达到了上限,再加上各种原因供应链出现问题,依然会崩。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东方。
哪怕是古代的东方,也能撑到人口的上限,工业社会,能承载的上限更高。
现代中国,更拥有解决根源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