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文学

第8章（第3页）

根据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的数据，小河墓地的年代在距今3980—3540年前，这很可能意味着“小河公主”和她的族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对这一早期人群进行基因分析，应该能揭开塔里木盆地史前时代的一段历史。

基因分析表明，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基因既有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也有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基因，但这并不代表早在近4000年前东方人群和西方人群在罗布泊相遇并融合在一起了。从更详细的基因类型看，故事应该这样讲述：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他们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一带，与西部的人群先是在欧亚草原带上相遇，人群发生融合，地点可能在西伯利亚南部、中亚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一带；然后，这批混血人群向南迁移，有一支进入了罗布泊地区，在这里定居下来。

这就是“小河公主”族群的来历。所以，他们可能是来自西北方、北方的畜牧人群的后代。

此外，小河墓地人群还携带少量南亚地区、中亚伊朗地区的基因，一种解释是一批南亚人群通过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然后继续东进，来到罗布泊地区。这条路线比较艰苦，因此另一种解释也许更为合理：一些南亚人群的基因首先融入欧亚草原带的人群，然后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向东南方向迁移到北疆草原，再翻过天山进入罗布泊地区。

小河墓地人群的来源是复杂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融入了更多不同来源的人。在早期，小河墓地人群的基因型多样性较低，比如某个母系遗传基因型在整个群体中就大约占了50%，包括一个被祭祀的泥棺中的女尸，其基因即属于这个类型，这说明她的地位较高，很可能生养了很多子女。也许最初迁徙来的那批人群基本上属于一个大家族，女性成员的血缘都比较亲密。不过这个基因型在后期的比例迅速下降，也没有了泥棺的现象，这说明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女性来源越来越复杂了。

然而，小河墓地人群的父系基因型却是另一番景象，普遍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而且早期和晚期没有多大的区别。这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或者极少接受外来的男性成员，而是不断接纳外界的女性成员。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女性成员可能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从周边娶过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也有很多罗布泊女性外嫁到周边去。

小河墓地人群保留了很多来自草原的文化元素。比如他们的墓地放置许多牛头、公羊角，墓内随葬公牛角和公羊角，有的墓中多达26个，木棺用整张牛皮或羊皮覆盖，显然这些墓主人生前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小河墓地里没有发现陶器，但是临近同类人群的遗址中出土了尖底草篓，风格上与一种草原上流行的尖底陶器非常相似。

小河墓地人群以小麦作为随葬品之一，这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小麦的遗址之一。此外，墓地里还出土了粟和黍的籽粒。这样东西合璧风格的农作物组合，最早很可能是在草原之路上出现的。因此，也许小河墓地人群的祖辈通过草原之路的东西交流，获得了东西方的不同农作物，然后南下的时候也将它们都随身携带到了罗布泊地区。

更有趣的发现是牛奶。在随葬草篓以及墓主人的衣物、皮肤上面，人们发现了乳白色的浆状物质残留。通过蛋白质分析可以确定，这种物质是牛奶制品，这说明牛奶作为畜牧业的副产品，已经成为小河墓地人群食谱中重要的一部分。欧亚大陆西部人群拥有能够消化牛奶的乳糖酶基因，而欧亚大陆东部人群缺乏这种基因，“小河公主”和她的族群普遍食用牛奶的现象，再次把他们与欧亚大陆西部人群联系了起来，小河墓地人群拥有的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可能让他们能够消化乳糖，因此可以畅饮牛奶。

不论是基因分析还是文化比较，小河墓地人群的族源都指向了欧亚草原带，都指向了一支古老的草原人群—克尔木齐文化人群。

人类最早的农业诞生于西亚，畜牧业是在农业有了剩余粮食喂养驯化的动物后出现的。一部分农民携带着驯养的动物走向广阔的草原，他们变成了牧民，专门从事畜牧，与专门从事农耕的农民形成了劳动分工。毫不奇怪，整个欧亚草原带上率先崛起的草原文化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因为那里靠近农业的诞生地，农民与牧民的劳动分工也更早出现。

距今5600年前，在草原带西部，大概在今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诞生了颜那亚文化，这批草原人群掌握了青铜技术，驯化了家马，很可能发明了车轮。他们的一个突出文化特点是竖穴墓，就是从地面直接向下挖出墓室，埋葬死者。从基因型上看，颜那亚人群和后来草原带上的各种游牧人群，都携带了与其周边农耕人群有关的基因成分，这说明他们的确是从农耕人群中分化出来的。

从基因研究看，距今4000多年前，颜那亚人群后裔已经扩散到欧亚草原带东部。例如，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古人遗骸上，就检测到了欧亚草原带西部基因成分，而在颜那亚人群之后活跃在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人群，也已经携带了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人群的基因，这说明东西草原带间的人群基因交流很早就开启了。

更有趣的是，在贝加尔湖地区距今4500年前的古人遗骸上，分子生物学家还检测到了一种古老的鼠疫杆菌基因信息，而这种鼠疫杆菌最早应该出现在西方的颜那亚人群中，然后随着这一人群的扩散而传播到广大的地区。不过，检测出鼠疫杆菌的这两个贝加尔湖古人却并不携带颜那亚人群的独特基因，我们可以猜测，也许鼠疫杆菌“先行一步”，通过不同人群间的相互感染，比颜那亚人群基因更早传播到了欧亚草原带东部。

就在绵延万里的草原带风云际会的时代，克尔木齐文化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附近诞生了。

从人群基因交流的角度说，克尔木齐人应该不仅继承了源自颜那亚人群的西方基因，而且融入了来自东方的基因，比如西伯利亚古人的基因。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小河墓地人群也拥有复杂的基因型了，因为他们的祖辈克尔木齐人早已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血脉。

克尔木齐人主要活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北疆草原上，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考古学家发现，克尔木齐人善于用石头雕琢冶炼青铜的坩埚，在新疆奇台县一处克尔木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坩埚口径近20厘米，高近40厘米，并有圆形的长柄。这口石坩埚的样式竟然与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口商朝陶坩埚—“将军盔”如出一辙。两者的差别之一是材料，安阳坩埚用陶土烧造，而奇台县的坩埚用石头雕琢；差别之二是年代，安阳陶坩埚的年代比2000多千米之外的那口石坩埚晚了好几百年。由于商朝的冶金术很先进，并没有经历自然红铜冶炼阶段，因此其青铜冶炼术应该来自西亚，通过欧亚草原带传入中原地区。克尔木齐人的这口石坩埚，佐证了青铜技术从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草原蝴蝶舞动毁灭的双翅

融贯东西方的克尔木齐人在北疆草原称霸没多久，欧亚草原带上风云突变，在克尔木齐文化西面兴起了一股驾驶双轮马车征战的强大势力，他们向东挺进，对克尔木齐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在克尔木齐文化北方，也有一群手持单钩长矛和空首铜斧的强大势力兴起，向南扩张。克尔木齐人难以抵挡多方强敌的压力，不得不避其锋芒，向南、向东迁移，其中的一支越过东天山，南下到达罗布泊地区，这就是小河墓地人群的来历。

那个手持长矛与铜斧驱赶了克尔木齐人群的亚洲北部势力，就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最早活跃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名字来源于最早发现这种文化的村庄名。关于米努辛斯克盆地要多介绍几句，这个盆地位于南西伯利亚地区，靠近中国的新疆与蒙古国的西北边境，盆地内分布着山地、丘陵、草原、山谷等不同的地貌，拥有丰富的森林、水、岩石矿产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其易守难攻，因此外界的战事对当地人群的侵扰较小。在青铜时代，这里是一些重要的草原文化人群的摇篮。米努辛斯克盆地甚至还与遥远的中原地区发生过文化联系。

作为欧亚草原带的一员，奥库涅夫人群的基因型也融合了东西方人群的基因。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业，兼营捕鱼和狩猎。奥库涅夫人群能够压制克尔木齐人群，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青铜技术更加先进。他们采用先进的锡青铜铸造技术，红铜斧也采用铸造工艺，使得他们的单钩矛头和空首铜斧锋利无比。

奥库涅夫人群的精良武器是当时各路人马梦寐以求的宝物，所以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发现过这种风格的武器。阿尔泰山一带自不必说，向西在欧洲与亚洲交界的乌拉尔山的墓地中就发现了4件奥库涅夫长矛，向东在中国甘肃西部的马厂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2件长矛。在甘肃稍晚的一些文化，比如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空首铜斧。

广泛分布的奥库涅夫武器并不代表奥库涅夫人群南征北战，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他们还没有强大到那个程度。实际上，不论是克尔木齐人群还是奥库涅夫人群，他们在试图向中华大地腹地东进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大对手的顽强抵抗。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四坝文化人群。

四坝文化活跃在距今3900—3500年前的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一带，向东毗邻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再向东就是以二里头文化为首的中原各文化。

四坝文化人群应该是后来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族群—羌人的主要祖先，从基因型来讲，他们应该以东亚人群为主体。由于更加靠近草原带和中亚，这批古羌人部落接触青铜文化非常早，从草原带输送而来的各种动植物资源，也被他们广泛种植和驯养。在西北地区干旱的环境中，古羌人部落种植大麦和小麦，放牧山羊、绵羊、牛、马。四坝文化人群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武器技术，拥有透銎斧、有銎矛和三叉护手剑等青铜武器，他们的很多武器能够在草原带上找到原型。有趣的是，他们的文化中还有权杖头这种器物，这是典型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元素，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文明就广泛使用权杖头，西亚等地也流行这种器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权杖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遗址中。权杖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分布呈现出东早西晚的特点，新疆地区权杖头的出现时间晚于甘肃地区，这种器物显然是西方起源的，这再次说明很多西方物产、技术、文化都是顺着草原带向东传输，然后再从蒙古高原南下进入中华大地的。

正是古羌人部落盘踞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一带，向西势力范围抵达哈密盆地，顽强地抵御了以克尔木齐文化、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部落的东进，使得融合东西方基因型的西域强大势力只能停顿于新疆，驻足不前，否则，也许中华大地上的很多文化人群会更多地融入欧亚大陆草原带西部人群的基因。

但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风起云涌，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已经成为强势人群的标准配备，一拨又一拨的草原部族策马飞奔，激烈地争夺地盘和财富，中华大地树欲静而风不止。

距今约3400年前，米努辛斯克盆地内又孕育了一支强大的草原族群—卡拉苏克人群。卡拉苏克人兴起后向相对温暖的南方扩张，从而进入了中国新疆北部草原，成为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力量。从基因型上看，卡拉苏克人群既有草原带西部人群基因，也有南西伯利亚原住民人群基因。卡拉苏克文化的最神奇之处在于，它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商朝有技术和文化交流。曲柄青铜刀是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配备，这种器物与中国北方流行的一些款式很相似；卡拉苏克人使用的陶器风格也与中国北方的流行风格相似。

通过对青铜器演变的分析发现，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根据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和中原地区有过交流，卡拉苏克人的凹格剑、兽首剑、铃首刀剑、弓形器等，都受到了中国北方的影响。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还发现了少量的三足蛋形瓮，这种器物最早出现在中国山西中部。反过来看，中国北方地区的很多兽首风格的刀剑可能受到了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

为什么相距数千千米的草原强权和中原强权之间会如此“眉目传情”？

卡拉苏克文化纵横草原五六百年，时间跨度涵盖了商朝的大部分时期和周朝早期。在青铜时代，青铜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当时的战略物资。相对来说，商朝地处中原，拥有东亚其他势力无可比拟的青铜矿产资源和青铜产量，以及无与伦比的冶炼技术。一个强大的草原强权很自然地会希望“抱大腿”，结交商朝这样的“科技大国”和“资源大国”，希望从商朝那里获得青铜器和青铜技术，哪怕两者相距数千千米。更何况，商朝族群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他们与北方地区乃至草原带有很深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