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文学

第7章（第3页）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来”和“麦”这两个字，应该都是指麦类作物，当时古人可能用前者表示小麦，后者表示大麦。而在《左传》中，也有“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的话，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选择立谁当国君的故事，周子的哥哥因为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言外之意是没有生活常识），不能被立为国君，因此要选择周子来当国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麦子在北方的大邦晋国已经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普通人都应该认识。

从这些文献记载分析，在距今3000多年前，小麦肯定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人所熟悉了。因此，小麦最早传入的时间，还要再向远古上推，这就需要考古发现来帮忙确定了。

目前中国北方出土小麦遗存最早的地点在山东胶州，只出土了一颗，通过碳十四测年，那颗小麦的年代为距今4450年前。可是胶州地区向东南方就是东海，属于中国沿海地区，从地理位置看，那里比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离中亚更遥远。因此，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目前发现的最早小麦遗存会出现在山东沿海，而不是中原地区或者西北地区。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地区都有小麦种植了，只是种植量少，各地很难留下遗存，刚好胶州留下了遗存。小麦作为植物，是一种有机物，容易腐烂，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中。又或许，那颗小麦的年代等信息有问题。

从时间上看，欧亚草原带东部在距今5000多年前接受了小麦这种农作物，作为草原上畜牧生活的一种粮食补充。这个时间应该早于南方的中原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小麦向中华大地的行进路线上，欧亚草原带是重要的中途站点。小麦从中亚向北先传入阿尔泰山区，进而扩散到欧亚草原带的东部，之后南下到中原与草原交界的北方山区，比如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一线，最后翻越山区进入中原地区。

抛开胶州那颗有疑问的小麦不谈，距今4000年前或稍晚一点儿，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都出现了小麦的踪迹。其中在青海、甘肃和新疆东部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小麦，年代测定结果都接近了距今4000年前。因此，从小麦东传的路线上讲，草原带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站点，而新疆也许是另一条小麦输入路线上的站点。

小麦是农作物，它更容易在从事农业的人群中扩散。相比家马与马车技术、青铜技术受到草原人群的追捧，小麦更受新疆南部的绿洲人群的青睐，每一个小绿洲都是一处农业的田园，期盼优良农作物来提高产量。从中亚出发，只要小麦能够成功越过帕米尔高原，就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盆地内部虽然是沙漠，但是南北两侧分布着一连串的绿洲。小麦继续沿着绿洲一站站向东，进入甘肃适合农耕的河西走廊，再向东，就抵达了中原地区。这样的路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

一旦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地区，小麦就邂逅我们那些擅长农耕的祖先和广阔的易开垦耕地，中华大地很快迎来了小麦的时代。小麦“反客为主”“后来居上”的大戏正式上演，比如在有着“八百里秦川”美誉的关中平原。

渭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流过，向东注入黄河，渭河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关中平原。那里地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土壤松软，渭河及其小支流的充沛水量给灌溉提供了保障。关中平原是北方地区一块重要的农耕区。

早在仰韶文化时代，距今约6000年前，关中平原上的古人就从狩猎采集经济过渡到了旱地农业。当然，在仰韶文化时代，关中平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此外，南方的农作物水稻竟然也在这一地区“才露尖尖角”，有所种植。在陕西渭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稻米颗粒占了所发现粮食颗粒总量的14，可见水稻也是当地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仰韶温暖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是水稻北进到关中平原的幕后功臣。

不过在距今37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虽然已经出现，但出土颗粒只占粮食颗粒总量的不到1%，只能算是当时古人的一种“零食”。几百年后，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颗粒已经占据粮食颗粒总量的10%~20%，仅次于粟和黍，坐上了粮食作物的第三把交椅。到西周时期，在北方地区出土的小麦颗粒数量和出土比例已经仅次于粟，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稳坐粮食作物的第二把交椅。到东周时期，小麦的种植在有些地区已经成功反超了本土的粟，比如前文所说的渭南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小麦遗存，而且数量惊人，小麦颗粒占了出土粮食颗粒总量的80%以上。

伴随着小麦“攻城略地”，水稻在关中平原则逐渐败退。水稻种植需水量大，它能够一度进入北方地区，凭借的是比粟和黍更高的产量。现在小麦的产量可以与水稻相提并论，而且需水量少于水稻，更适合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也就在竞争中逐渐败下阵来，退守南方地区了。

终于，到秦汉时期，小麦坐稳了北方粮食作物的第一把交椅，中国古代粮食格局从“南稻北粟”转变为“南稻北麦”，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绵羊和黄牛：我们是来做牺牲的

在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的前夜，有两种重要的动物携手与小麦一同来到了中华大地，它们就是绵羊和黄牛。

驯化的家绵羊最早出现在西亚，又是西亚！人们简直要怀疑，1万年前是不是有外星人降临西亚，教给了远古人类开采矿产和驯养动物的外星科技？制造出如此科幻剧情的当然不是外星人，而是农业革命。

就在农业刚刚诞生的距今1万年前，家绵羊诞生于西亚地区。从世界各地的家绵羊基因型分析，家绵羊的演化可能出现了不止一次驯化事件。或者说，在西亚首先驯化了家绵羊后，它与野生品种也曾经有过若干次基因交流，并持续被人类驯化。其中的一个家绵羊基因型，在东亚绵羊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自东向西在绵羊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因此，科学家推测，家绵羊在东亚也发生过一次驯化事件。这个家绵羊基因型与西亚的家绵羊基因型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最早的家绵羊骨骼出土地点，可能要算前面刚刚谈到的阿尔泰山区通天洞遗址了，那里出土了大量的绵羊骨骼，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结合发现的小麦颗粒，我们可以猜测，距今5200年前早期的草原人群是通过混业生存的，农业、畜牧业、狩猎与采集并举，以适应草原和山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然后，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家绵羊骨骼。到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多个遗址中都出土了家绵羊的骨骼。所以，中国家绵羊的扩散可能是从西向东的，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古人把西亚的家绵羊带到了中国境内，然后在本地，远道而来的家绵羊与这里的野绵羊杂交，并经过驯化，形成了东亚的家绵羊类型。

距今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绵羊就已经以这种东亚家绵羊类型为主体了，只有少量家绵羊是西亚类型的。从甘肃、新疆等地考古发现的家绵羊骨骼分析，西亚的家绵羊可能与彩陶技术、青铜技术类似，也是从欧亚草原带传输过来的。

说完了羊，我们再来聊聊牛。驯化的黄牛最早也出现在西亚吗？这个答案只能算半对。

在我们祖先的家牛分类学中，黄牛是指牦牛、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个种类。普通牛的驯化的确发生在西亚，时间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出现得非常早。瘤牛这个种类一般认为是在南亚的印度河河谷被驯化的，时间上比普通牛的驯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顺便说一句，“高原之舟”牦牛是在中亚被驯化的，时间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驯化。

另外，近期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了距今万年以前的牛的骨骼，牛的牙齿、颌骨上有凹槽，似乎是驯化造成的。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那么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一处黄牛的起源地，而且时间上不比西亚晚。不过，牙齿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许有其他解释，不一定是驯化造成的。考虑到西亚是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人口暴增，粮食剩余充足，具备驯养大型动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现在学者们仍然秉持“西亚是黄牛最早的驯化地”的观点。

抛开这个存疑的起源地不谈，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毕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草原人群对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经验丰富。利用化学元素进行的食性分析，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家养黄牛以吃碳四类植物为主，也就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粟和黍，也许古人用打下来的粟和黍的茎叶来喂养黄牛。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青海、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DNA分析，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不属于瘤牛，这说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这说明东北亚也发生过黄牛的驯化事件，类似于家绵羊来到东亚后又经历的驯化事件。

与家绵羊有所不同的是，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驯化后，在南亚、东南亚传播，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再继续扩散。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

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

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