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惊,就变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检查了。自费留学回国的,很少,很少。
许许多多人说他傻,为什么不再继续攻读博士?为什么不把小鹰接出去伴读?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傻,也并不是想老婆,我了解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随医疗队第一批赶到唐山的,当时他还在卫生局工作。别的救灾队员十天一轮换,他可是去了三个十天还不回来,我急得睡不着吃不下,生怕他被余展震死。我急中生智,每天写一封信去,谎说我得病了,要开刀……他托人带回一封信,一本正经地批评我“动摇军心”,说:“唐山人民在流血流泪,你还一直为个人着想,不感到羞耻吗?”
有时,我和妹妹在一起谈天,说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常常要发些牢骚。牢骚发得过火了,他听了就会发怒,会制止我们,会和我们辩论。
“大姐夫,中国共产党不吸收你加入组织,真是一大损失。”我妹妹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他。
从读中学起,他前前后后共打过七次入党报告。
如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党组织的向往,然而他并不着急。
他现在在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任教,开“当代美国概况”的选修课,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加了许多位子,窗台上门口都站满了人。我去听过他一堂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有个学生递条子问:“王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就让同学们猜,有一半同学举手认为他是党员,有一半同学举手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回答:“不是。”教室里扬起一阵掌声。他接着说:“可是,我打过七份入党报告!”教室里顿时爆发出更热烈更长久的掌声。
关子这些事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想,我也许能把它写得布良生动。
他是个随和而厚道的人,爱说笑话,有点幽默感。我们和他父母住一起,还有弟弟、弟媳、外婆、表姐,是个大家庭。凡有他在场,家庭气氛总会很热闹。当然,他也有和家人争吵的时候,凡是一时对长辈发了脾气,过不久他便会去认错。阿婆总夸他:“小胖跌得倒爬得起。”
他爱管闲事,凡有人求他办事,他总是尽力而为。我是常常嫌他“殷勤过度”的。自从他留学归来,我们家便成了“出国留学的咨询站,。时常有人来找他,同学、亲戚,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打听如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到了国外应当注意些什么?国外人最喜欢什么小礼品?等等、等等。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这类事占据了他许多时间。
他喜欢买书,我们上街,倘若我要进布店,他说:“我在门口等你。”可一见书店他钻进去就不肯挪身了,不带几本书回来是不肯罢休的。倘若他身上有二十元钱,他就一定把这些钱统统买成书。逼得我不得不控制他的零用钱。他也有对付的办法,与书店营业员熟了,让人家把书存着,回家间我要钱,这叫先斩后奏。
他极爱看球赛,无论大球小球,凡球赛都看。看时全神贯注,天塌了也不管。倘若是中国的球队输了,他会气得训人,睡不着觉,好长时间不跟你说话。
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不会“含蓄”,我常常要提醒他:什么什么事不好说给人家听的。他点头称是,然而一出去就忘了,咕噜咕噜地兜底翻出来,有得罪人的,也有引起人家猜忌的,他从不后悔,我却为他操透了心。
别看他到当今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美国去啃过两年洋面包,他却始终有点封建主义的大丈夫派头,他不赞同我有过多的社交活动,还半真半假地说:“什么理事?就是帮我理家务事!”
最近,他写的纪实体小说《信从彼岸来―一个中国学生的留美札记》在《小说选刊》上转载了,许多人说:“嗯,写得比小鹰好!”他不免得意,却对旁人说:“是小鹰帮我修改的。”
在人前,他希望我表现出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倘若我当人面批评他,他会非常生气以致于和我吵起来。其实,他还是非常爱护我的。有一次,我病了,肚泄,他急得心神不宁,到处找药给我吃。他拿出一瓶黄澄澄的药片,说是黄连素,止泄最有效。又是倒水又是递药,哄我吃下了。还是泄,又吃了两片。我只觉得头晕目眩,牙关下须都发麻了。他见我神色不对,再细看药瓶,药的标签落在瓶底了,原来那药不是黄连素,而是颅痛定―一种镇静安眠药,吓得他魂飞魄散,急忙陪我去挂急诊,医生说了不要紧,药量还不大,他还是不放心,让我喝发苦的浓茶解药性。我对他说:“幸亏我俩感情好,否则人家要当你谋害我呢。”
这就是我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却是一个称我心的丈夫。也许,我将来会为他也是为我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的。写我们自己,也是写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